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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齐文化精髓,助推新时代发展

时期:2019-01-16 10:01:54 点击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8年9月8—9日,由北京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淄博市政府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淄博市委宣传部承办,齐文化研究院、临淄区政府等协办的山东社科论坛——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2018)在淄博临淄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我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齐文化与新时代发展战略”主题,就齐文化与治国理政、稷下学宫与先秦诸子之学、稷下学宫与齐文化精神、出土文献与齐文化、齐文化与海外传播、国之四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齐国兵学研究、齐地文化与文学等内容进行了学术研讨。

齐鲁大地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了儒家文化、齐文化等丰富文化,其中以开放包容、创新务实为特质的齐文化,以其重工崇商、礼法并重的治国理念,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依然闪烁着强大的精神光芒。

      一、齐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齐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齐文化的历史地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聚友从“关注现实,明道救世的务实精神;兼容并包,相互交融的自由精神;彰显个性,实现价值的主体精神;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民本精神;尊道贵德,礼法并重的和谐精神”等5个方面概括了齐文化的稷下学术精神,分析了齐文化中稷下学术及其精神在中华文化精神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周村商埠文化研究会会长郭济生认为,齐文化是中国***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精神的源头与基础。它是一种大文化构架而非狭隘的地域文化,创立了***早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早的科学技术思想,创造了先进的军事学思想。临淄齐文化研究社社长宋玉顺就传承弘扬齐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传统美德等方面论述了新时代弘扬齐文化的重要性,呼吁加大齐文化遗产、古迹的保护开发力度。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刘致福指出,齐文化以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特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渊源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齐鲁大地重要的精神标识。他表示,要深入研究阐发齐文化丰富的哲学内涵、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精髓,统筹推进齐文化典籍系统整理、思想意蕴阐释辨析、时代价值研究阐发与转化创新、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为一体的研究阐发体系;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魅力和时代风采。

关于齐文化的当代价值,安徽大学副教授蒲霞认为,《管子》一书作为齐文化的重要典籍,非常集中地反映了齐国人才发展战略的内容,规划长远,考虑周详,覆盖面广,有宏观大略,也有微观细则。虽然时代不同,社会状况不同,《管子》中仍有值得新时代人才发展战略思考和借鉴的内容,并从对人才价值、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稳定等6个方面对《管子》人才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认为齐文化在当代人才发展战略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安徽大学教授陈宏光将管子化解社会矛盾的理念置于当今法治文化视野中进行解读,对管子法律思想和法文化的执法理念、法制监督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的原则与路径等进行分析,认为以管子思想为代表的齐文化所蕴涵的法治文化、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与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是契合的。青岛科技大学副教授赵洪娟认为,齐文化在内涵上深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认为齐文化应充分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机遇,在传播载体的选择上,除通过典籍外译进行思想传播外,还应注重陶瓷、琉璃、医药、茶叶等器物文化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将齐文化推广到海外。淄博市委党校副教授刘洁以《管子》为研究对象,对齐文化的教化思想分别从人性与教化、政治与教化、刑赏与教化、经济与教化、风俗与教化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教刑并举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培养良好民风民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

       二、齐文化与治国理政

“黄老学”不仅是原生于先秦田氏齐国的学术思想,而且应用于田齐政权的治国实践。战国时期,天下学者会聚齐国稷下学宫,逐渐形成以老庄道家哲学为基础、以齐国政治文化传统为主干的“黄老学”思潮。黄老学作为总结诸子百家融会贯通式的学术思想体系,成为自战国末期、秦汉之际以至于西汉初期的主流政治哲学,作为其思想精髓的“法治”思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充分融入到以“外儒内法”为特点的“新儒学”的主流政治哲学思想当中,影响了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王中江在主题演讲中认为:黄老学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君王南面之术”,它有着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且其社会秩序的构建手段切实可行。具体而言,黄老学的“反智主义”所反对的并非传统上认为的“民智”,而是以“贤能和人格政治”为主要代表的人治主义传统,针对的是统治者而非民众;黄老学对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是通过“法治”来完成的,“法治”与“人治”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客观、稳定、公正、普遍适用、充满活力,是“道”的具体化身和实施手段,在当代中国建立法治主义思维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开指出:以“无为”为核心的“帝道”是黄老政治哲学***为鲜明的特点,而“帝道”的实质内容是“法刑”,以“黄帝”形象出现为标志的“帝道”就是以道法结合为理论基础的大一统的治国理政之道,黄老政治哲学创发出来的“帝道”,不但开出了早期政治思想的新生面,而且推动了由王霸之道向帝王之道的思想转折,具有石破天惊的重要意义。

《管子》是稷下学术的重要文献,其内容虽涉及儒、法、道、阴阳等众多学术流派,但其价值指向却是一致的:寻找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方案。《管子》虽非管仲亲著,却较为完整地记载了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其中如“国之四维”理论、“以民为本”思想等时至******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借鉴价值。《管子·牧民》篇中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理论是《管子》一书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治国理念。河南大学教授李玉洁在主题演讲中详细阐释了“耻”在“国之四维”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耻”观念对于国家、官员和个人的重大精神价值,认为“耻”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为核心的部分。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宋冬梅着重突出了《管子》“国之四维”价值体系中“廉”思想在我国廉政思想史上产生的深刻影响,认为“廉”思想在当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实践中仍可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加以继承和弘扬。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出版部主任、《孔子研究》主编、研究员彭彦华对《管子》“国之四维”理论进行整体阐释和发挥,指出“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应当成为国人的价值基座,应按照“礼义廉耻”的要求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管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山东理工大学教授王京龙从认识社会变革的动力出发,分析了《管子》人性论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在齐国变革中所产生的价值指导作用。认为《管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先驱,其理论认识和实践措施很有参考价值;《管子》从人性的认识角度,积极张扬其价值取向,******推动齐国社会变革,其成效是十分突出的。

       三、稷下学宫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形成与发展

稷下学宫是田齐桓公(田午)在临淄城西门“稷门”设立的兼具中央学术、教育机构与政府咨询机构性质的场所,它的设立是齐国尊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鼎盛时期的稷下学宫会聚了天下***为著名的众多学者,如淳于髡、孟轲、邹衍、宋钘、慎到、田骈、环渊、尹文、田巴、荀况、鲁仲连等,号为“稷下先生”。这些学者在稷下学宫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直接催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其学术思想及其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宜兰大学教授陈复按照兴衰线索梳理了稷下学宫从诞生到消亡的历史过程。安徽工业大学教授蔡保兴主要讨论了稷下学宫在诸子学术大融合进程中所起到的客观推动作用。山东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博士生导师周忠高认为,要大力弘扬稷下文化精神,加强新时代的智库建设,建设人才高地,为文化强省建设作出贡献。

“黄老学”是稷下学术中***为重要的学派之一。大连大学教授葛志毅就黄老学在稷下学术中的地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黄老学作为一个较晚出现的学术流派概念,在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术中并未占有主导地位,从地位和待遇上看,反而是儒家学派的孟子与荀子在稷下学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探讨稷下学术时,相比于“黄老学”,学者应该对“稷下儒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稷下先生”这一群体,学者讨论***多的是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荀子。台湾大学教授吴展良指出:荀子的思想则首重政治体制设计与由上而下的控制,透过贤能政治与刑赏威罚,由政治体系基本调控所有资源并规范供给。他所提出的国家体系,比起先秦所有诸家,***接近两汉以降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乃至教化体制。安徽大学教授钱耕森着重分析了《荀子》中的“和生”思想,认为“和生思想”贯穿于荀子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可国分析了先秦儒家法治思想的三种情形即礼法分治、礼法共治与礼主法辅,并以孔子、孟子、荀子与董仲舒的法治思想为例,分析儒家法治思想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此外,泰山学院副教授谢文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朱丽霞等对孟子、陈仲等“稷下先生”这一群体从个体角度进行了细致解读。

       四、考古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齐文化研究

以临淄为中心的鲁北中部地区是周代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域的物质文化遗存,集中反映了齐文化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及主体文化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把这一地域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作为考古工作重点,通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魏成敏对学界比较关注的三个问题结合考古发现进行了探讨:******,临淄是否就是“营丘”的问题。根据考古发现,临淄城至少具备了作为“营丘”地望的5个条件:临淄城营建于献公迁都之前;城内西周早期的遗存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发现西周中期齐国贵族墓葬区;出土商代晚期的镶嵌绿松石高规格车马器;具有与营丘相同的战略地位,达到了控制东夷西进、继续向东扩张的相同战略目的。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临淄作为营丘地望的可能性是******的。第二,高青陈庄西周城的性质问题。通过对城的始建年代、规模、使用功能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的考察分析,确认陈庄城既非齐国早期都城营丘,也非胡公所建,虽然城的规模不大,但发现的祭坛、刻辞卜甲等重要现象表明该城绝非齐国一般的城邑。陈庄西周城应建于西周早期,由于陈庄城布局的特殊性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之后成为齐国公室贵族丰之封邑,后来由引及其先辈统帅齐师驻扎于此。第三,昌乐营陵城是否是“营丘”的问题。昌乐营陵城始建于西汉早期,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至于是否为西汉营陵侯刘泽始建或为西汉北海郡所建之郡城,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加以证实。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认为,历史上的齐文化,曾在春秋战国时期迸发出绚丽光彩,但关于其文化形态与生活实践的记载十分有限,给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可以从礼俗互动的视角深化齐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文化是在周礼与“齐俗”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秦以后,齐文化经历了“化礼为俗”的过程,其延续与衍化状况可以从“齐俗”的传承变迁中一探究竟。

在上述议题之外,本届论坛还开展了齐国兵学、齐地民俗、齐地文学、大众媒体视野下的齐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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